专访迈克尔·桑德尔: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社会就是公正的吗?

专访迈克尔·桑德尔: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社会就是公正的吗?

早在十年之前,迈克尔·桑德尔的名字,就同他的哈佛公正课一起,红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那些年里,桑德尔的每一次访华之旅都像是场巡回演出,吸引了大量学生慕名而来“追星”。他的哈佛公开课《公正》,其中一节课的视频就在网络上获得了几百万的点击量,甚至推动了国内学习和分享网络公开课的热潮,同名书籍被翻译成中文后也不断再版,频频登上热销书榜单。

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Sandel),美国哲学家,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社群主义代表人物。坚持批判自由主义的个人观,反思公共生活与公民问题,被《外交政策》评选为“全球杰出思想家”之一。致力于通识教育理念,他的公开课《公正》是哈佛大学历史上累计听课人数最多的课程之一。代表作《公正》《金钱不能买什么》等。(图片来源:哈佛大学官网)

一位教哲学课的外国教授,为什么在中国能如此受欢迎?在“桑德尔现象”最火热的几年里,学术圈对此就做过相当多的讨论。不少学生反馈,这位教授不讲大道理,他更喜欢讲故事。还有的人说,在他这里没有标准答案,他把学生“引诱”到一个个困境中,通过接连不断的提问来启发思考和辩论。当媒体把这个问题抛给桑德尔本人的时候,他给出的回答是:“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我猜想,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这是现在中国人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

2016年,桑德尔曾就“中国人对待市场的态度”、“如何正确理解市场的作用”等问题接受过新京报书评周刊的专访。五年之后,桑德尔的新书《精英的傲慢》中文版上市,这次他把矛头指向了“优绩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观点。

这种看似理想化的“美国梦”是很多人期盼和向往的目标,桑德尔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恰恰是造成今日美国社会分裂的根源。如果一个社会中盛行优绩主义文化,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危害?新京报书评周刊记者从这些问题出发,再次视频采访桑德尔,讨论有关优绩制问题的延伸思考。

《精英的傲慢》,迈克尔·桑德尔著,曾纪茂译,中信出版社2021年9月版。

提起当今时代最知名的哲学家,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的名字很难绕过。他的思考不仅在学术圈激起过广泛的辩论,同时也深度进入到了公众之中。1980年,桑德尔即在哈佛开设“公正”的公开课。在网上可以搜索到的有关这门课程铺天盖地的资料中,“在桑德斯剧场开课”、“被认为是哈佛历史上最受欢迎选修课”等描述高频出现。这门课程后来也加入到互联网知识共享的项目中——桑德尔给其命名为“全球正义教室”,惠及了更多渴望聆听他授课的人们。雄辩的口才、审慎的思考、苏格拉底式的发问,让桑德尔迅速成为全球范围内炙手可热的哲学明星。

在中国,桑德尔的作品多有中译本。除了以《公正》课程教学内容为蓝本的《公正,该如何是好?》,《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金钱不能买什么:金钱与公正的正面交锋》等作品也在多年前陆续和读者们见面。作为罗纳德·里根知名的批评者,桑德尔的这些作品有两条为人们所熟知的主线,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反思,以及对一种“完全自给自足”个体的质疑。在桑德尔看来,市场并不如它所宣称的那样万能,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它却几乎成为各国普遍拥抱的价值,并由此导致了社会公平的诸多问题。人们在拥抱市场价值时逐渐默认一种“不受束缚”的自我,并逐渐脱离对公共生活的思考。

桑德尔曾提起,对于他这种反思市场价值的想法,中国和美国是“两个最不感冒”的国家。这也无形中使得他思考的问题,跨越不同社会的语境,指向两个国家的发展进程。2012年,桑德尔在美国发表有关“市场的道德极限”的演讲。同年,他到访中国,在厦门大学作了同题的演讲。彼时,一名中国少年为了买一台iphone和ipad而卖肾的新闻引发舆论关注。桑德尔就地取材,在演讲的最后通过一场辩论询问了学生们关于该问题的看法。令他颇为惊讶的是,许多学生认同该少年如果在没有压力或胁迫的情况下卖肾,就完全是他自己的权利。当有学生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富人能从穷人处购买寿命并不公平时,有人甚至反击说:有钱人赚了钱,说明他们应得,那就应该活得更久。

在2020年出版英译本、2021年引进中译本的《精英的傲慢》一书中,桑德尔直言当时的这些直率的观点“让他吓了一跳”。时隔将近10年,这本他最新面世的作品再次无意中连接起某个共存于不同社会中的问题。桑德尔在书中将其命名为一种“优绩至上主义”(Meritocracy)文化的兴起。概括地说,这是种伴随着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发展的文化,即认为个人的成功完全决定于自己的努力和奋斗。乍一看,这种“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价值观非常正向,其拥护者也认为其有利于实现社会阶层流动、促进公平。但实际上,它却在现实中完全背离其初衷,不仅加剧了社会阶层固化和不平等,还使得公共生活弥漫着一种“羞辱文化”。

在桑德尔看来,“优绩制”文化在当下社会中的教育、工作等多个领域都产生着影响。以教育领域为例,由于忽视了性别、种族、出生地域、家庭乃至运气等与个人努力无关因素的影响,优绩制文化所许诺的公平几乎是镜花水月。精英大学录取的来自于精英富裕家庭的学生比例依然居高不下。而更为关键的是,正是因为它将成就完全归结于个人努力,无法获得精英大学的文凭成为了个人“实力不济”的象征,失败者会承担来自他人的羞辱。对于优绩制文化下相对成功的人来说,这份恐于落后的压力同样让他们不堪重负,造成了这一代年轻人“心灵的脆弱”。虽然桑德尔在书中提出的观点是基于他对美国大学的观察,但即使把目光拉回到中国,我们完全不难发现类似的现象。

作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对优绩制的反思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线年,迈克尔·杨就曾专门写过一本反思优绩制的作品。2019年,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丹尼尔·马科维茨在《优绩制的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一书中,同样集中讨论了其弊端,并认为优绩制的深层问题恰恰在于“它希望解决的问题是它自己所造成的”。除此之外,韩炳哲等哲学家也都用不同的形式讨论过这一问题。《精英的傲慢》全面梳理了有关这一问题的不同观点,并且更加注重追溯优绩制的思想史渊源,比如新教改革中提倡的工作伦理等。

基于对优绩制的批判,桑德尔希望人们能够重新思考市场、竞争、成功等话题,逐渐修正对“只要努力,就能成功”这一观念的极端拥护,更多地看到制约人们成功的许多结构性因素,并找回对社群、共同体的责任感、谦卑和感恩。他也呼吁一种新的“贡献正义”,即不再过于重视用市场回报界定一个人是否成功,而是让对优绩的判定更多地基于一个人所作贡献的道德重要性。例如收入微薄的教师、护工,是否在成就上就低于年入百万的娱体明星?在这一点上,突如其来的疫情也给了人们一个重估工作价值的机会。

不过,政治哲学思考的微妙之处和难点可能恰在于,它关注的议题与现实如此紧密,但其思考又是在抽象的哲学层面进行。这也注定了读者可能会认为桑德尔在书中讨论的许多问题固然重要,但解决方案却显得遥遥无期。2020年,《卫报》在围绕这本新书采访桑德尔时,曾形容桑德尔在书中的表达“流畅优雅,但依然流露出一种焦虑感”。面对一种几乎已经根深蒂固的有关个人奋斗和成功的文化,以及其背后的新自由主义传统,重建公众的共识也远非一日之功。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世界不同地域的文化都很推崇一种优绩制的文化,这里有一个词意上的分歧:即优绩文化在不同社会语境中有不同的意思。你曾经多次来访中国,在一次很久之前做的采访中,你还提到中国学生对一种市场经济语境中的优绩文化的崇拜令你吃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似乎传统的优绩文化也过渡为了你所说的现代的优绩文化,这种过渡如何发生?这些年你有观察到中国学生态度的变化吗?

桑德尔:我们的确需要首先区分不同的优绩主义。如我刚才所说,东方文化的优绩传统类似西方文化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在他们那里,优绩就是一种美德,由人所具备的美好品德所定义。这些思想家并不是从市场经济的视角去理解一种优绩制度的,而是从道德教育的角度。不过如你问题里说的,我在自己任教哈佛期间和我在中国的顶尖大学中看到的年轻人,似乎都并不是将美德视作优绩的最高考量。在他们看来,优绩和市场回报最为相关。这令人深思,他们都是激烈竞争中的胜出者,但普遍抱持一种市场经济语境中的精英主义态度。同时,他们也深信,进入精英大学,就必定“值得”一个更好的未来,一定会成功,且在市场中获得高额收入的人,也配得上所有的名声、地位。

这种文化的转变确实令人好奇,我尝试着回答一下。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全球范围内对市场经济及其代表的价值的拥抱。近几十年来,包括中国在内,我们在全球许多国家都能看到这一点。1980年代,西方迎来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同期,中国也走入改革开放。经济政策塑造了相似的价值观,从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大学生深信市场的原则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有关“成功”的观念。这象征着一种生长于全球化时代人们的自信:他们自信自己获得的一切靠的都是自己。这其中的风险在于成功的精英们会逐渐忘记个人努力之外的很多因素,比如运气在他们所获成就中起的作用。过分强调“个人应得”的观念,也容易让他们忘记自己对家庭、社区、国家、共同体所肩负的责任。

1971年,18岁的迈克尔·桑德尔与时任美国加州州长罗纳德·里根展开辩论,轰动一时。(图源:Courtesy of Michael Sandel)

新京报:这确实是人们常常诟病这种优绩制文化的一点。如果我们笃信一切的成功都只和个人努力有关,那么一个人的失败也都是咎由自取。这会导致社会对失败者的羞辱。不过,我认为在个体行动的层面,是否需要寻找一种平衡?毕竟,如果过于强调运气、或是个人难以决定的结构性因素,会影响人们对自身能动性的认知吗?

桑德尔:我们确实需要寻找平衡。一种彻底的宿命论是错误且有害的,它会让我们认为锤炼自己的能力、为目标而奋斗是毫无意义的,这会否定掉所有的人类责任,也不利于我们去为共同的社会利益做出贡献。我认为让人们“感到自身的责任”很重要——人们是基于这种责任感,去发展自己的才能,并为共同体做出贡献,这是值得提倡的一种美德,一种良性的“优绩”。

可以发现,这种对个人努力的看法是从对共同体的责任感出发的。但这和认为人拥有完全自足的能动性,从而认为个人所得完全依赖于个人努力的观念不同。我们需要回避后者这种极端的观点。这其中其实也暗含着我在《公正》、《反对完美》等书中讨论过的一条脉络:对“人们拥有彻底自给自足的自我”这一观念的批判。我认为一种“神圣的、独立的、不受妨碍”的自我并不存在,我们应该将人类的能动性、人格的概念置于共同体中思考。在这个层面谈论人类能动性是值得提倡的,但是我所批判的优绩制倡导的是个体能动性的一种极端版本。

新京报:在本书和你之前的很多作品里,你都呼吁我们在市场价值之外,重新理解人们对社会的贡献,即一种“贡献正义”。但这种哲学思辨,在遭遇现实时似乎常常会很乏力。比如在《精英的傲慢》中,你讲到如何扭转精英大学中的优绩文化,给出的策略是“抽签”。这可能就并不是一个在现实社会里可行的方案。政治哲学和现实的议题距离很近,但同时它是一种哲学层面的抽象思考,这使得它和现实之间的张力就尤其明显。你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桑德尔: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我写这本书的主要目标不是提供具体的策略,政治哲学更多时候是促使公众“重新思考基本的预设”。你会看到我举了一些具体的例子,比如抽签。它们更多是用于构造一个情境让我们对习以为常的预设进行批判型的反思。

如果我们过于奉行强调个人努力的优绩主义文化,这不仅会伤害“没那么成功”的人。对于成功者,他们一刻也不能松懈,正是因为他们笃信个体能决定很多事情,所以他们不敢失败,背负着巨大的压力,这些都对年轻人的心理健康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这些举措最终希望解决的也是这个问题。

《优绩制的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丹尼尔·马科维茨著。

新京报:你在书中指出,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到的那种由新教改革带来的强大职业伦理孕育了现代优绩制的传统。任人唯贤有其历史渊源。不过,对于马丁·路德来说,是否被上帝“选中”,是一件和个人努力无关的事情,这与当下的优绩制文化崇尚的东西截然不同。从宗教到现代优绩制文化的这种转变和过渡是如何发生的呢?

桑德尔:围绕现代的优绩主义的很多辩论都和宗教中的辩论类似。在讨论宗教中的救赎时,人们争论是否得救是基于人们努力后的应得,还是基于与应得无关的上帝恩典。同样,在与优绩主义有关的讨论中,我们也在争论人们的成功是否是他们努力后的应得,抑或是来自于运气。在历史的尺度上,这是一组平行的讨论。

东方文化也会强调优绩主义,只是所谓优绩的概念并不是指一种物质上的成功,而可能更多和获得官职、执政有关。不过如你所说,我从这本书出发着重讨论的优绩制,是一个非常现代的新术语。1958年,迈克尔·杨在他的书里的用法比较典型。他并不像前人那样将这种强调精英统治的文化视为一种理想的情况,而是认为这更可能导致一个“反乌托邦”式的未来社会。获得经济和地位上成功的精英们会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应得,并开始变得狂妄自大。同时,不如他们成功的人则变得极其士气低落。

新京报:从你书中的一个有趣的观点里,我能看到高等教育对公共文化的影响——即你提到的一种“智力崇拜”。在这个年代似乎一个人、一件东西要想获得关注,一定要显得拥有一种“智能”上的优越。比如,当下最火的一个词“人工智能”。可以展开讲讲这种现象,和你批判的优绩主义之间的联系吗?

桑德尔:这的确是一个具有当下性的现象,它也反映了我们对精英大学的崇拜,以及高等教育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对于定义成功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对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一切“智能”的崇拜,其实和文凭至上主义一脉相承。在我们强调智能的时候,我们往往也不会强调获得它的运气或是其他的东西比如美德,这点上,它和优绩主义一样,也隐含着造成社会分裂的危险。

优绩主义的问题同样也是智能崇拜的问题。我们今天谈论人工智能,常常会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人工智能缺乏“人类判断力”。这种判断力就不止是和智商有关,而是包含价值观等规范性的内容,涉及到我们对前面反复提到的美德的关注。所以,在看待人工智能的问题上,我们同样需要回到最一开始提到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强调美德、判断力,而不是认为只要这个技术变得足够“智能”,就能解决人类社会的挑战。

新京报:这听起来也非常像你一直对“价值中立”的话语做出的批评?比如你认为奥巴马政府就惯于把伦理问题“专家化”,认为一切都是“技术问题”。其实这似乎也不只是存在于美国的趋势。

桑德尔:的确,这背后就是一种“价值中立”的话语。我们无条件相信技术能给我们答案、相信市场给我们一个答案,都是有共通之处的。我们应该在公共生活中尽可能拒绝这种话语。“价值中立”永远仅仅是一种官僚主义的“声称”,它导致的结果同样是排斥公共生活中对市场利益之外的美德、共同利益的关注。所谓的“共同善”往往不能通过纯技术的方案实现,而需要对具体的人的理解和承诺。新自由主义会认为市场机制本身能够在价值中立的情况下实现公共利益。这是值得反思的。

新京报:同时,我们也会注意到另外一个相反的思潮——虽然概括为“思潮”未必准确,即一种“反智主义”。在美国,尤其是特朗普当选的这些年,对专家的敌意时常出现。你会如何看待这种有些悖论性的现象?一方面,我们对智能有所崇拜,另一方面,我们似乎又在抗拒它们。

桑德尔: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尝试着回答。首先我认为这个悖论是切实存在的。我们近些年看到的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就像前面讲的是一种对技术官僚治理的逆反情绪。这种治理方式创造了一种只让顶层的少数人获益的经济生产模式,同时这种经济也合理化这些顶层少数人的利益。这些被掩盖在所谓“价值中立”的话语之下。劳工阶层因为较低的学历等种种原因遭到排斥,并且被认为其失利应被归咎于自己。经济上的不平等最终带来的是一种政治中的羞辱文化——如我在书里写的,它的影响不局限于经济,特朗普的上台恰恰利用了这种情绪。价值中立话语本身的虚伪性激发了这种仇恨,这种仇恨的矛头自然也指向了优绩主义。所以可以说,这看似是一个悖论,但对一种号称价值中立的智力的崇拜,恰恰催生了反智主义,悖论本身隐含着制造它的原因。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美]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著,何博超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3月。

新京报:在之前的作品中,你一直都呼吁我们应该在社群的视角思考自我。过去的两年中,由于疫情的影响,建立“共同的社群”屡屡遭遇阻碍。同时,全球范围内的价值观也在持续分化。你认为当下什么可以作为一种共识的基础?

桑德尔:后疫情时代建立共同体,或者说建立共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认为首先需要认识到,我们面临的障碍是什么?在我看来最为关键的问题是不平等问题,而这和我前面提到的全球范围内对市场的信仰有关。疫情之中,这种不平等呈扩大的态势,而未来这也将成为我们建立共识的最大障碍。

这种障碍同时也会催生一种不健康的成功文化,即前面提到的在市场意义上获得成功的精英们的自负,这种自负反过来也可能强化经济上的不平等。试想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信奉自己对任何人都毫无亏欠也毫无责任,一切的成败都只和我自己相关,那我不太可能认识到任何“共同体”的价值,也不会关心任何公共的利益。

疫情强化了这两个障碍。同时,优绩主义文化在疫情中还有一种变体,即那些不幸被感染的病患之所以成为病患,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责任”,这更加加剧了人们之间的相互隔离以及社会的撕裂。我认为我们亟需反思这样的观点。疫情时期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种呼吁是“我们荣辱与共”,这也是在说,疫情的传染性和我们的脆弱性决定了它绝对不是任何“个人”的事,我们应该担负起相互的责任。

迈克尔·桑德尔,2020年8月摄于哈佛校园。(摄影:Webb Chappell)

新京报:正如你在书中所讲,优绩主义的崛起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发展。包括疫情在内,最近几年的一系列公共事件,都让人们感觉全球化进程似乎“开起了倒车”。甚至有很多作者会在著作里写我们目前正在遭遇新一轮的逆全球化状态。你会怎么展望全球化进程的未来?

桑德尔:我认为疫情本身可能成为一个关键的反思新自由主义的契机。疫情导致了全球供应链的中断,这会让人们暂时从无孔不入的市场中抽离出来反思其本身的问题。过去几年间,包括特朗普通过选举上台等一系列事件,都表达了一种对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强烈逆反情绪。这说明当下出现了对市场信仰的动摇,这是一个很好地重新反思何为“公共利益”并重塑我们对其理解的时刻。在我们的社会遭遇撕裂和分歧的当下,我们迫切地需要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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